“梦”与“根” ——品读阎连科自传体散文《勇士横扫灰熊，西部头名实至名归我与父辈》

　　作者勇士横扫灰熊，西部头名实至名归：张晓燕

　　推荐语

　　这本书曾有一些华丽的半岛体育噱头勇士横扫灰熊，西部头名实至名归，“万人签名联合推荐”、“创预售销量奇迹”、“超越《哈利波特》”等等，但这些与作品本身、作家本身并没有太大关系。作者阎连科，低调而朴实，尽管他并非中国当代知名度最高的作家，但从某种意义上，毫不夸张地说，他是中国当代最好的作家，没有之一。

　　阎连科军旅作家出身，在当代文坛素有“虎痴”之称。原因在于他将小说当成“拿头撞墙的艺术”，敢于直面现实，横扫千钧，敲碎重重禁忌。这使他常常被公众想象成一副怒发冲冠、横眉冷目的模样，而见过作家的人都知道，他性情宽厚、朴拙，平易，与小说中表现出的坚硬锐利判若两人。我们知道，作家的性情和文体之间常有一种奇妙的对应，某些情感只有在特定文体的激发和带动下才会流露出来。在古代，许多文学家兼工诗词，但在诗与词中却表达出不同的经验与风格，所谓“诗庄词媚”就是这样的道理。对于阎连科而言，小说和散文一体两翼、互为补充。在小说中，他与现实对话，经由想象和虚构，表达一种击穿历史和现实的“执念”；在散文中，他则与灵魂照面，返归本心，记述自我的精神旅程。

　　《我与父辈》这部散文是作家所有作品中难得的没有任何争议的一部。作家自己认为“在我的作品中，这是一颗钻石”。“是一本可以送给父亲、儿子一起看的书”。作者说，写作的缘起就是回乡时，小妹的一句话勇士横扫灰熊，西部头名实至名归：“哥，勇士横扫灰熊，西部头名实至名归你写了那么多书，咋不写写咱家里的事情呢？”作者回忆，“也就是那一刻，我对我的写作感到了歉疚和不安，觉得我必须为他们——我的父辈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写些什么了，哪怕写得并不好。我萦萦思索，日想夜问，去追究我父辈们的人生和命运，去查找那段岁月中的痕迹和落尘。终于就在某一瞬间，明白了父辈们在他们的一生里，所有的辛劳和努力，所有的不幸和温暖，原来都是为了活着和活着中的柴米油盐、生老病死。柴米与油盐，生老与病死，才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来之缘由，去之根本。”

　　《我与父辈》中的“我”是一个观察者，也是一个经历者，作品用第一人称的视角把人们带回到上世纪那个充满贫穷和饥饿的年代，讲述了生活在偏僻农村里的父亲、大伯、四叔坎坷而平淡的一生。散文由“我的那年代”、“想念父亲”、“大伯一家”和“我的四叔”四部分组成。下面我想用几组词来对这部作品进行一个横向的解剖。

孝与罪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里“青铜饕餮”一章中写道：“人类从动物开始。为了摆脱动物状态，人类最初使用了野蛮的、几乎是动物般的手段，这就是历史真相。历史从来不是在温情脉脉的人道牧歌声中进展，相反，它经常要无情地践踏着千万具尸体而前行。”

　　就大历史的演进而言，李泽厚说，战争是例证之一。就个人的繁衍和发展而言，父辈常常是牺牲品。

　　日本导演今村昌平有一部电影《楢山节考》，讲的是日本一个偏僻山村里的弃老风俗，因食物匮乏，村里年满70岁的老人都要被儿子背到楢山上去等死。

　　历史的真相大概就是如此，动物界里独居的动物成年后便离开母亲去觅食，群居动物里进入老年的动物常有被群体抛弃的危险。人类从动物进化为人，“孝”是进化到一定阶段后的伦理产物，“孝”是一种准则，旨在限制或消除人身上的动物性，维系这个社会的公序良俗。但是，要想完全达到这种纯粹意义上的道德标准，却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

　　阎连科写到父亲患病卧床时，大夫说了一句话：“只要你爹活着，你们家怕不会有好日子过；你们家要日子好了，你爹也能多活几天。”阎连科毫不讳言，“明确说，停在我脑里的不是那话，是那话最直接的含义——只要父亲在世，我们家就不会有好日子过。”,“想着我那一瞬间产生的卑劣、罪过的念想，为了惩戒我自己，我朝我脸上狠命地打了一耳光，接下来，又用右手在我脸上、腹上、腿上往死里拧着和掐着……”

　　这样的文字几乎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作家的笔如同一把最锋利的匕首，一下子刺开那层名为“孝”的面纱，袒露出自己内心深处那种令人羞耻的自私与恶念。因为这一瞬间的闪念，作者始终没有宽恕自己。他这样写父亲临终前：“当父亲的手和我的手抓在一起的时候，我的父亲便停止了呼吸，把头向外猛地一扭，朝我的胸外倒了过去。然后，他把抓我的手也缓缓松开，两行凄清的泪水便从眼里滚了下来。试想想，父亲不留恋这个世界，他会在他生命的最后流出那凄清的泪吗？可留恋这个世界他为什么又要走了呢？走前为什么要把头从我的胸前躲出去，要把抓住我的手松了开来呢？这一切，不都是因为他的头贴在我胸前时，听到了我心里曾经有过的‘只有父亲下世，我们才有好日子过’那一瞬恶念的回音吗？”

　　我们明白，是贫瘠的土地与苦难的生活最终压垮了父亲以及如父亲一般的父辈的脊梁，可作者并没有因此而为自己开解，他深深地自责，入魔一般地忏悔，他认为，自己欠父亲的债不是钱、不是物，而是因恶而欠的生命和命运。在这里，“孝”没有成为一个温情脉脉、甘美丰腴的名词，它的意义变得如此苦涩而深重。从作者对自己“失孝”、“罪孽”的无情鞭挞中，我们分明看到的，是作者最深的爱和最大的痛。他在用一种近乎苛刻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当初无能为力和无法挽回的悲凉。

　　死亡把一代一代的人带走，腾出空间给后来者。精神分析学家霍尔奈说，“我们放弃与他人的一些最紧密联系，我们放弃自己曾经拥有的部分。丧失是生活的一部分，它们无处不在,不可抗拒。我们通过丧失、离别和放弃而成长。”我们不可避免地这样成长起来，但我们同样不可避免地这样老去，我们对祖辈、父辈犯下的罪，终有一日会受到同等的惩罚。某种意义上，“孝顺”就是“赎罪”，这是阎连科在《我与父辈》中所表达的。

尊与卑

　　如果非要选一个人物作为阎连科笔下农民形象的代表，我想非“大伯”莫属。作者不吝惜用“伟大”、“杰出”这样的词汇来对大伯进行赞美。

　　大伯一生中做得最得意最辉煌的一件事就是盖房,给儿子盖房娶媳妇。在零下十几度的冬天，大伯带着他的孩子们趟过齐腰深的河水，拉来盖房的石头。他们“脱下衣裤，单穿裤衩和布衫，先在岸边用双手拍拍冻僵的腿上的肌肉，然后走进水里；等到日色有暖，气温高出一两度，他和我的叔伯兄弟们一起，嘴里呼着白气，额门上挂着雾汗，而周身却又结着水珠冰凌，吱喳吱喳地踏踩着青白的冰渣，把石头运至河的这边。”大伯如头羊、头雁那样领着子女们为活着，并力求活得好一些而努力。作者说，大伯在他不识字且不善言谈的人生中，深深明白两个字的含义，那就是：尊严。

　　尊严没有大小、贵贱之分。有钱人为了尊严可以一掷千金，穷人为了尊严可以在逃难时力求那讨饭的碗干净一些。一棵树的尊严是在风中不要倒下去，一株草的尊严是让春天尽量绿一些，狗的尊严是不要让路人随意踢一脚，猫的尊严是不要让老鼠吱吱叫着从自己眼前溜过去。尊严不是生命中的时间，却是时间中生命的份额和重量；尊严不简单地显示为人生的衣着与表情，更是人生内在的气节与风骨。

　　作家用最肯定的话写到，大伯就是个极有尊严的人。

　　大伯在这里成为了这块土地上生活、劳作的人的代表，也成为了他所生活的这块土地的象征。作家在这里强调的，其实就是乡土的生命精神。对这种精神的认识包含了作家对世界的理解、对存在的质询。对这种精神的勾勒，使这部散文超越了一部简单的悼亡之作，有了大的情韵和襟怀。众所周知，在以往的散文叙述中，乡土要么被书写成愚昧落后需要被启蒙的蛮荒之地，要么被写成原乡神话，成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作家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以一种现代性的眼光，来打量和删削乡土的本相，通过与父辈们的精神往来，对乡土生命凝神观照，将卑微的生存写出尊严，写出乡土本身的气韵与能量。

　　这同样也是“人”本身的气韵与能量。央视主持人朱军曾问他的同行孟非，“听说你在江苏台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低潮期，你是怎么扛过那段日子的呢？”孟非想了一下，回答“那会儿我也不知道那就是我人生低潮期啊，知道是的话兴许我就扛不下来了呢。”人远比自己想象地更能扛，更坚强。有多少想想就后怕的事儿，当时也就那么经历了；有多少觉得永远也过不去的坎儿，后来也就那么过去了。天地间最弱小的是“人”，最强大的也是“人”；最大的事儿是“活着”，最有意义的事儿就是“尽量活得有尊严”。作家用犀利直白的笔触揭示了人生而必经的苦难与困境，又满怀温情地对困境中挣扎前行的人进行了最高的礼敬。

梦与根

　　文中“四叔”留给我们一个名词“一头沉”。所谓“一头沉”就是指自己在城里有正式工作，妻儿老小却还在农村。幼年的作家也如同他人一样非常羡慕四叔，及至有机会与四叔共事，他才对“一头沉”、对生活的柴米油盐有更深体悟。

　　真正的城里人，在宿舍的门后或家里的墙上吊一份挂历，是为了看哪一天是节假日，以期早些安排周末的活动。可“一头沉”就是在桌上摆着庄重的台历，台历最大的用途，就是提醒你今天“芒种”了，明天“春分”了，后天“夏至”了。到了农忙，就必须要千方百计回到农村去。恨不得把一年的农活全都压缩在一个月里干掉。

　　有这么一种说法，人生有三大错觉，电话在响，有人敲门和他喜欢我。而“一头沉”的人，就是对人生产生了错觉的人。刚开始他以为城市喜欢自己，然而错了；后来他以为喜欢自己的是乡村，结果还是错了。在四叔年华老去，回乡安度晚年之时，发现自己已成为村庄里最熟悉的陌生人，“一头沉”变成了两头空。

　　这样的故事会让多少人心有戚戚呢。少小离家老大回，生活的压力，命运的无常，造成一批又一批的异乡人。在城市化进程不可逆转的今天，对城市充满想象的青年人，潮水般地逃离故土，到城市里打拼，试图改变命运。也许十年或者二十年后，一些人会不会忽然发现，在异乡里是故乡人，在故乡里却早已成了异乡人呢。

　　每一条深植于沃土的根，都会有一个向往蓝天的梦。“一头沉”、“北漂”、“蚁族”、“蜗居”，同样的境遇不同的名词，背后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对于“梦”的追求与渴望。

　　每一个通往未来的梦，都必然有一个根植于大地的指归。“根”与“梦”互相依存，血脉相通。这个“梦”不是虚幻的，盲目的，不着边际的，相反，它是实实在在、接着地气的。“中国梦”，我想指的不是，或并不仅仅是那些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全球第二的经济总量或是傲视群雄的航空母舰，它应该是父亲看着孩子跨进大学校门时的笑脸，是青年拿回第一个月工资时的骄傲，是农民辛苦劳作后收获有望的喜乐，是警察在除夕夜守望着万家灯火时的心安。它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它早已经被总结在了一句再简洁朴素不过的话里，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灵魂的吟唱——艺术特色

　　阎连科自己说，“没有哪次写作可以像《我与父辈》那样不需构思、不事雕琢，笔握在手里，文字就从笔尖流落出来。”显而易见，本书艺术上最大的优点和缺点就是同一个：不事雕琢。

　　我们知道，文学风格的大致走向与社会思潮、社会生态的走向总有某种不言而明的暗合之处。二十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承载了社会的焦虑感和忐忑感，借由“两斯”（即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与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魔幻现实主义、神秘主义的表现手法，力求内容的批判性和形式的陌生化。用一位作家的说法，“文学作品是对庸常生活的警醒与报复”。

　　中国文学界对形式感的追求在这一时期几乎达到了极致。颠倒因果律，打破线性时间描述、人们对传统历史主义叙事发起了挑战。这使得中国当代的很多文学作品具有了极强的实验性，在带给读者阅读新鲜感的同时，毫无疑问也增加了阅读的障碍。

　　而与形式的狂欢化不同，这一时期作家们在文学作品中流露的感情却越来越吝啬而节制。《笑傲江湖》中《受谱》一章，曲洋、刘正风评“潇湘夜雨”莫大先生的胡琴——曲洋摇了摇头，说道：“他剑法如此之精，但所奏胡琴一味凄苦，引人下泪，未免太也俗气，脱不了市井的味儿。”刘正风道：“是啊，师哥奏琴往而不复，曲调又是尽量往哀伤的路上走。好诗好词讲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好曲子何尝不是如此？”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克制情感的过度宣泄，这是我们一贯评价一部作品档次的重要标准。

　　形式越发怪异陌生，情感则越发深不可测，这就是不少人认为，中国现在很多小说“读不太懂”的原因。读过阎连科小说的人会知道，阎连科的小说正是这其中的代表。

　　而这部散文则正相反。《我的父辈》里，语言变得平易可亲，如话家常，而情感则如江河奔涌，倾泻而下。你几乎伸手就能触摸到作者跃动的脉搏和颤栗的灵魂，他在这里坦然无伪，与你同笑同泪。用拜伦的那句诗来形容，“隔着悠长的岁月，我将如何致候——以沉默、以眼泪。”

结语

　　在父辈们那个“讲故事的年代”，得到一本好书，会爱不释手翻了又翻，如同对着一个要长相厮守的伴侣：先是每天细细数他出现的白发，等到白发数不尽了，开始数他的黑发，黑发没得数了的时候——就算是白头到老了吧。而在生活方式快餐化的今天，我们是不是已经失去了和一本书白头偕老的机会呢？

　　曾有一位狂热崇拜文学家杨绛的年轻人给她写了一封长信，表达自己的仰慕之情兼人生的困惑，杨绛给他回信了。淡黄色的竖排红格信纸，毛笔字。除了寒暄和一些鼓励晚辈的句子之外，杨绛的信里其实只写了一句话，诚恳而不客气：“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迄今都觉得这是对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人的大部分精神上的苦恼最简洁朴素的概括。

　　心有猛虎，也不妨细嗅蔷薇。慢下脚步，读点好书吧。

　　注：授权发布，转载须统一注明来自长安街读书会公众平台：changanjie-read。

　　本期责编：李林鹏

　　长安街读书会

　　相聚长安街，走读长安街。长安街读书会是在中央老同志的鼓励支持下发起成立，旨在继承总理遗志，践行全民阅读。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学习、养才、报国。现有近千位成员主要来自长安街附近中直机关及各部委中青年干部、中共中央党校学员、国家行政学院学员、全国青联委员、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等喜文好书之士以及中央各主要出版机构的资深出版人学者等，书友以书相聚，以学养才。

　　刚刚

　　长安街读书会